兴悦读书报告会
年3月19日晚，第期雅悦人文讲坛·兴悦读书报告会于麦庐图书馆M教室举行，人文学院院长尹忠海教授到现场指导。本次读书报告会由20本科社工谢淇翔同学、19本科新传蔡莹莹同学和20本科中文的胡梦辉同学进行读书分享，人文学院部分研究生与本科生参与本次读书报告会，共享知识盛宴。
·liveanddisease
01
20社工谢淇翔
《病床边的陌生人》
第一位讲述的是20社工的谢淇翔同学，他为我们带来的书籍是戴维·J·罗斯曼的《病床边的陌生人》。全书在时间上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二战前、镀金时代、-以及现在。在这四段时间里，医疗决策权与医生职业发生了重大的转移变化，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四个部分：外部人的介入、生命伦理学与法律的介入、科技的进步以及患者权力的转变。谢淇翔从这场历史变革出发，深入探究了医患关系究竟是如何脱离传统，以及发生转变的原因。
谢淇翔先是定位分析了二战前的科研对象，这段时间的科研对象主要以熟人为主，但为什么是熟人，人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又为什么可以如此坦然接受成为医学研究的“小白鼠”？谢淇翔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二战前，典型的科研活动是在高度契合的社会认知的伦理标准下运行的，因为这些科研活动规模不大，影响较小，所以往往是熟人参与。当时的一名著名学者贝尔纳认为“道德不禁止人们在邻居或自己身上做试验”“人体试验行为应当有迹可循”，由此可见，在二战前，人们的伦理观念尚未成熟，受试者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尊重与拒绝的权力，除了熟人，科研对象还包括当时监狱里的罪犯、孤儿院里的儿童和精神病院里的患者，没有任何人想过向受试者告知试验情况或征求受试者同意。
二战爆发后，由于战争与疾病的紧迫性，受试者们的声音更处于一种无人倾听的状态里。谢淇翔接着介绍了人们伦理意识的发展情况，虽然人们已经开始有伦理意识，而试验需要通过受试者本人同意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这种意识依旧因为战争的紧迫性而被压制。尽管求助声音微小，也会有光听见，为减少当时社会上的争议，CMR（医学研究委员会）拟定了第一份受试者同意书，这看似微小的一步，却成为了医学伦理进步的重要一环，如同书中所说：“正是这一切构筑起科研人员铭记在心的知识遗产，即使重归和平年代，他们也不会淡忘。”
谢淇翔接着介绍道，镀金时代里，自由裁量权被充分行使。在这一时代，科研人员和医生两种职业已经有了初步区分，但两者还是常常被混淆。一些医学研究人员利用传统医学伦理继续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直到-，哈佛医学院教授亨利·比彻作为吹哨人发表了研究，对过往的人体研究发出堪称毁灭性的指控，这促使了科研人员与医生的直接分离，也是这场运动的开始。
最后，谢淇翔总结道，回想我们当下面临的医患关系与医务社工紧张现状，重读这段法律与生命伦理学塑造医学决策的历史，值得人们深思和探讨。
02
新传蔡莹莹
《生老病死的生意》
第二位讲述的是19本科新传的蔡莹莹同学，她为我们带来的是陈纯菁的《生老病死的生意》，作者通过在上海等地进行深入细致的民族志访谈，记录了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在避谈死亡的文化禁忌下的发展历程及其背后的微观*治。
蔡莹莹首先为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本书的作者陈纯菁，这本书是通过作者的亲身实践考察最终写成的，蔡莹莹简单交代了选在上海的两个原因。接着，她从经济、制度、文化和城市化这四个方面交代了市场背景，并总结出文化障碍是谈论和想象死亡的禁忌。而文化障碍主要是来源于人们的生死观与早逝禁忌、传统的人身风险管理实践以及道德义务与风险感知。
接下来，蔡莹莹简单分析了一下文化对于寿险市场影响的三种可能性，并提出了“市场是否由国内寿险公司主导”“市场是否以理财产品为主”这两个问题，从制度逻辑、文化管理资本以及管理策略方面来具体回答。此外，保险代理人的销售策略也值得深究。在保险代理人的日常工作中，人情保单市场、互惠原则市场和有效的寿险需求话语都是其有效推销手段，通过让被保人进行情感投资从而开拓其市场。保险代理人把互惠原则、攀亲带故背后的情感要素和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等三者结合了起来，通过这种似拟亲缘模式，将“养老”“养老金”“分红”“红利”“投资”“回报”“划算”的概念普及给客户，获得利益最大化。
最后，她带领我们浅析了客户心理，通过对四个不同时间线的不同客户心理进行分析，多重动机的存在说明存在多样化的文化符号可以用于意义建构。购买人寿保险主要动机随时间不断变化是因为动机变化取决于文化符号、制度条件和产品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国文化以一种行为倾向的形式塑造了消费者对养老的